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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记在学美国教育史的时候，美国教授布置了一篇名为doing history的课外阅读文章，其中的观点让人颇有启发:Doing history不是单纯的叙述历史，而是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里去making connection（作一个联结）。也就是说历史学家要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在经济，文化，政治的大背景下去分析，从而才能将往古来今的脉络珠连起来。在我看来，这和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有些类似，我在国内曾读了些黄氏的著作，对其大历史观也有些心得。在此，不为学问，只想从宏观的角度去谈一个我无比喜欢的歌者——邓丽君。
　　
　　邓丽君的歌声飘过海峡，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斯时文革才告结束，十亿人总算告别了红色风暴，开始相对理性地思索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去向。不同于革命时期那些充满阶级斗争情绪的音乐，邓丽君甜美柔和的嗓音让大陆同胞们耳目一新。她歌唱爱情，歌唱生活，歌唱离愁别绪，唤起了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憧憬。可是公开地听她的歌曲在当时尚不宽松的政治氛围里仍是禁忌。当局中的左派人士认为邓的音乐是旧社会靡靡之音，消磨了人民的革命意志，遂将她的歌曲冠以“精神污染”之名而禁止传唱。可是禁锢已久的性灵一旦被解了“革命”的枷锁，哪里还顾得上漫天飞舞的红旗，一时间邓的歌声就如悠远清凉的泉水涌进了亿万苍生的心田，又如温柔天使的手抚摩着被动乱吭啮的遍体鳞伤的人们的额头，而哄得他们有了睡意。“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啊，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阿阿阿……美丽的河水有情义，牵着你也牵着我……”忽然间，千家万户都告别了革命歌曲，而在夜间偷听她的歌，跟随她歌曲的旋律入梦。一句民谣，“白天看老邓(邓小平的新闻)，晚上听小邓(邓丽君的歌)”，生动勾画了那个时代的特有风貌。我还记得，我已过世的外公，上世纪80年代初听邓的歌曲入了迷，他常用浓重的江苏口音随着录音机哼唱：“梅花梅花满天下，越冷她越开放，梅花坚韧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吟唱间，外公的眼里满是历史的云烟和沧桑。
　　
　　说实话，在大陆的时候，我也并不常听她的歌曲，自然也不会将她当历史人物来思考，来美国读书后，课业负担甚是沉重，难免有压抑之感。闲时也如在大陆般听音乐解闷，洋人的音乐多是重量级，听起来浑身兴奋，每个细胞好像都跟着节奏跳动，可是听多了洋音乐就和吃多了汉堡一样，怎一个“腻”字了得。于是，文化的本性驱使我很快的回归到“复古”的道路上。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无意间在网上搜到了邓丽君的一部叫《淡淡幽情》的专辑，我惊喜地发现该专辑首首歌曲都是我喜爱的诗词，有《雨霖铃》，有《去年元夜时》，有《苏暮遮》，有《有谁知我此时情》，有《清夜幽幽》，有《水凋歌头》，有《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有《思君》。由此，我每天看书看累了，便在邓清丽感性的歌声里和古人神交，感受婉约词的神韵。邓的嗓音非常清亮，吟唱起来就如涓涓流水，不绝如缕，她的换气又是那么自然，吞吐间似乎道出了中国人无穷无尽的乡愁和情思。邓的嗓音是典型的东方女性的嗓音，极具古典风韵，由此，她对婉约词的演绎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女性的文化气质。你听：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下滑音)，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笛声悠扬地伴奏)，只愿君心似我心，永不负……相思意。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拖音)。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伴奏丁丁有如铃声，雨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向东流，向东流(声渐远)。
　　
　　如此，秦少游，苏东坡，李之仪，柳三变，李后主就成了我音乐世界的常客。每当我和英语打仗到头皮发麻的时候，我都会听着《淡淡幽情》来疏解心中的压力。有时，我也如我的外公一般，不由自主地击节唱和：“黯乡魂，羁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唱诵之际，我仿佛觉得邓就如一个南朝的宫女，抱着琵琶，满目萧瑟地唱着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她又如一位痴情的女子，对着浩渺的江水，感叹着此水此恨绵绵无期。尤其是，她唱李后主的虞美人，那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其声凄切哀痛，似乎唱尽了国民政府失国后，流亡海岛偏安一隅的悲痛。总之，邓身上焕发出来的文化气韵迥异于在大陆大红大紫的样板戏角色李铁梅，阿庆嫂，和韩英。前者展现的是柔性的文化，后者则代表了革命的力度。同为女性，何以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我想还得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稍作分析。
　　
　　中国的文化重心从东晋开始，就有不断南移的倾向。五胡扰攘中华，战乱之下，中原动荡，衣冠迁江左，别立乾坤。而后的唐安史之乱促使更多的中原父老南迁，华夏文化的种子也大大在江南传播。五代十国，靖康之变和宋室南渡，最终奠定了了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的格局。南宋时期朱子理学的发达便是最好的例证。蒙元入主中原后，儒学式微，后人常有“华夏亡于崖山”之叹（宋最后的势力在崖山为蒙古彻底扑灭）。有明一代，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定都南京，也昭示着华夏文化的复国。后明迁都于北京，然中国文化重心却已牢牢扎根于南方。满清入关，南方较北方抵抗满人尤烈。民族英雄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其抗清功业皆肇于南方。满清以来，反清复明的文化主义的火种也始终深埋于南方，传承不坠。民国初立，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后，率文武去祭明孝陵。在祭文中，同盟会将民国颠扑满清比之于朱元璋驱逐蒙古，可见其华夏文化主义乃是孙中山革命的一大文化基础。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华夏文化的代名词。由此民国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指出，东晋为第一中国，宋为第二中国，民国为第三中国。很明显，傅斯年所说的中国的含义是建构在华夏主义文化的基础上。
　　
　　当文化重心南移的格局奠定后，南方的文学艺术音乐也大大发达起来。尤其是苏杭之地，不仅物华天宝，而且人文璀璨。。江南风物的灵秀为文学，音乐和艺术都带来了活力和韵籍，遂在清末在与西洋文化交流碰撞下，形成海派文化。民国以来，江南依然是衣冠文物之乡，民国的学者，艺术家，文学家出于江左者不乏其人。海派文化更是在此一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当时的女歌星金嗓子周旋实为海派文化在流行乐坛的代表。1949年，国民政府内战失败后，去南京而渡海，于小岛上延续金陵的残梦。天旋地转之际，一大批民国的文人，学者，也相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犹昔日晋宋衣冠之南迁，其实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重心的又一次南移。
　　
　　而1949年后，大陆政治运动频繁，当时的任何艺术和文学，都必须以意识形态来控管。传统文化在高度苏联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已丧失了生存发展的空间。而文革十年中，华夏固有的文化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与此同时，留在大陆的文人学者，也大多在运动中调零。所谓“梅兰竹菊”也好，“才子佳人”也罢，都成了四旧之类，予以扫清。丰子恺一代画师，被迫害致死，沈从文何等有才气，却斯文扫地去扫女厕所。其余如潘光达，陈寅恪等文化大师，学者硕儒，尽皆星散。
　　
　　相较于大陆，两蒋时代的台湾却努力延续着“第三”中国的文化道统。因此尽管有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围，当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可谓不遗余力。儒家思想成为半官方的思想体系，也是学生必修的课程，祭孔大典在台湾成为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国民党甚至企图以孔孟之道的文化主义来建构在台湾的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正如刘家昌的《我是中国人》的歌中所唱“儒家传统的思想，带领我们的脚步。”同时，台湾的威权主义政体虽然强调领袖意志的独断，但并未如苏俄一样实行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元化，以柔软细腻见长的海派文化也得以在台湾传播。在市民的文化生活中，台湾的民众在不触犯政治禁忌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大唱特唱富于海派气息的缠绵悱恻和郎情妾意的歌曲，这种柔软风格的歌曲不仅缓解了在威权政治下生活的民众心中的苦闷和彷徨，也排遣了那些去国怀乡的大陆移民的思乡之苦。于是当“夜上海”和“何日君再来”在台北的歌舞厅里被吟唱的时候，座中那些客居小岛的陆客也难免泪湿青衫。进一步来说，威权政体并未严格限制经济市场的自由流通。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如邓丽君样的歌星的出现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邓丽君”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在大历史的语境中文化，政治，经济因素交织碰撞的结果。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邓影响至深，不仅形成了邓温婉柔顺的东方女性的气质，也铸就了邓极为坚固的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注：邓的中国人的认同和彼岸的大陆同胞的中国人的认同大相径庭。彼岸的中国人的认同都为政治身份而非文化主义所塑造）。邓在拍摄《淡淡幽情》的MTV时，曾穿红色的民族服装说道：“……(我)想唱出一些代表我们我们民族的声音……我一直在想，作为一位歌者，能不能为传统文化尽一份微薄之力……有时候，唱着唱着（那些诗词），我觉得我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诉说一个古老，庄严，而且多情的中国，我希望大家都来学唱这几首歌，让一千平方公里秋海棠上（注：秋海棠是国民党所绘中国地图，包括外蒙古，状似秋海棠）的繁华与五千年文化的晶晶宝玉借着歌声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在歌声中让我们的子孙永远不要忘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快乐，悲伤和光荣。”邓在香港演唱会上，也曾演唱《梅花》来讴歌港人的勤勉与奋进。唱出一个“古老，庄严，而且多情的中国”确是邓的歌声的灵魂所在。邓丽君虽然从未来过大陆，却能将婉约词演绎的柔肠百转，感人肺腑，因为在精神上，邓真切地活在“文化的中国里。”
　　
　　据说，邓在1990年代，也即李登辉掌权后，选择移居海外，其原因之一是邓越来越不喜欢日趋本土化的台湾。2000年，中国国民党在台湾50年的执政地位终为台湾民进党所取代。在民进党得推动下，台湾岛内的去中国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邓在1995年于泰国香消玉殒，没有看见身后台湾的乱象。这对她而言，也是一种幸运吧。在大历史中，出色的戏子，伶人，艺人和文人，总带着历史的宿命，邓是一个文化现象，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华文明迁播和传承的结果，她算是用歌声完成了时代与中华文化赋予她的宿命。2008年，国民党赢得大选再次执政，然而台湾毕竟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变，昔日浓郁的中华味道在政治喧嚣中已日渐稀薄。按照陈水扁的说法，他做“总统”时，最大的业绩就是让百分之70以上的台湾人认为他们不是中国人，而是台湾人。时过境迁后，今天日益本土化的台湾已无法再为华人世界奉献出邓丽君和她的《淡淡幽情》了吧，邓的歌声也遂成为历史长廊里久远的回声。邓最大的心愿便是有朝一日能在天安门广场上举办个人演唱会，让所有的炎黄子孙能欣赏她的歌声，然而由于政治因素，邓的大陆之旅终未成行，然而邓希望咏唱的那个“古老，庄严，多情的中国”却永驻于她清丽婉转，气韵生动的吟唱中。
　　
　　今年Oklahoma大学的中国学生会照例举行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化之夜”，当代大陆学生们希望用2小时的演出来讲述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当学生演员们在舞台上诠释1912年到1949年那三十八年的历史时，却只唱了一首“夜上海”了事。“国民党时期，中国就是这个样子”。一位20出头的女中国大陆学生这样对我说。几天后，我在教堂里遇见了一位20出头的台湾男孩子，他坚定地对我说：“我和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是台湾人。”我却不禁问道：“那邓丽君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呢？”他顿时愣住，过了一会，他说，那就要看她自己怎么想了。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了林海音在《婚姻的故事》里的结束语：
　　
　　“1948年春天，我……离开了第二故乡北平。怀中的小咪，拍着我的嘴巴，她问，“妈妈，我们到那里去?”“到台湾。”她又注视着我的眼睛问：“你干嘛，妈妈？”我抹去泪水，把她抱向窗洞，“快看”。我们已飞到云层上面来，绿琉璃瓦的北平城早在视线中消失，她深深埋在云层下面，我知道她将给我无限无限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