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 only did good news came from the solemn and lively television and dazzling newspapers and internet, even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deep in the mountains, exciting news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local residents. Nevertheless, he told reporters that, so far, he had only a yellowing identity card and a bank card with a deposit of less than 1,000 Yuan.
喜讯不仅从庄重热闹的电视画面以及眼花缭乱的报纸网络中传达出来，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山深处，振奋人心的新农村建设消息也成为了家乡人交口称赞的饭后谈资。然而，他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自己手上仍然只有一张泛黄的身份证和存款不足千元的银行卡。
清明节，工厂放了一天假休息，工友吆喝着三三五五出去喝酒逛街去了，他没有出去，上午在宿舍里睡到9点多，起来的时候房子空荡荡的，实在无聊就来到附近的网吧，上网的时候总是过得很快，晚上回工厂宿舍的时候满天星星，路边燃起了附近居民祭祀祖先的一堆堆垒起的火纸，他忽然想起了多年前去世的“奶奶”，虽然那个老人活着的时候并不疼他。
来南方小城这个生产鞋料的小厂已经有一个多月光景，但是他依然觉得自己是如此的生疏，工友集体也还没有融入进去，他甚至不止一次觉得自己就像是生活在一个角落里的蚂蚱，是那么地不引人注目。晚上回来，集体宿舍总共住了20人，但现在却一个都没有回来。他独自躺在床上，却睡不着。眼睛望着昏暗的屋顶，他感觉自己有种想哭的冲动，却不知道为何悲伤？
他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被奶奶养大，父亲耳朵聋，一直被别人称为“傻子”，除了心底发出的关爱并不能给他一个作为父亲完整的幸福。就算只有一个奶奶，他也一直被忽视，因为父亲并非奶奶亲生而不被待见。因为堂兄弟四五个都跟着奶奶生活，他年龄稍大加上那个傻傻的父亲，所以脏活累活就落在了他和同胞哥哥的肩上。
初中没有毕业就外出打工了，后来跟着姑父学抹油漆，但是对身体伤害性很大只得放弃，2003年，经人介绍来到广东打工，在一个工厂里做了三个月普工，因为产品不过关被老板骂，本来就对这份长期加班的工作不满意的他与老板打了起来终于被辞退了。他后来告诉记者，没日没夜、枯燥无味的加班生活早就让他厌倦了，只是辞职一直没有被批准，摆脱了“稳定”的工厂生涯，一个人走在南方繁华的街道上，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那年，他17岁。
这时候，老家来消息让他回去，姑父买了一台专门在街上给人测量体重的电子秤，打算叫他一起外出，这将意味着又一段颠沛流离生活的开始。他非常新奇兴奋，毕竟不用常日呆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而且还可以“走南闯北”非常自由。南下江浙、两广，北上河北、辽宁，一年下来他和从老家出来的朋友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然而，在一个城市往往待不了两天，有时候甚至待一个晚上又得奔向另一个城市，因为他这属于流动营生没有营业执照更别说暂住证，因此必须处处躲着城管部门的“围追堵截”，因为生意好的时候一般在深夜，他和老乡都想节省住宿费，于是一年下来，他们在装载电子秤的面包车上随意就宿便成为了家常便饭。
虽然四处辗转，经历和感受了那么多的“繁华”与异地风情，然而只有他才知道这些都不属于自己，又有谁能懂得其中的辛酸与尴尬，以及背井离乡的孤独与无助，他说曾经在贵州停留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并且相交甚好，但因为他还要继续往“前”走只得无奈分开。直到后来，电子秤面临着同城越来越多的竞争赚钱也变得越来越难，他只好另谋生路，因为缺少一技之长四处碰壁，几年来，他频繁地换了很多工作。“心里空荡荡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今年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回想起这几年的颠簸和经历，他这样告诉记者。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一些农民工聚集所在地也相继从更多的层面上维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权益、教育医疗以及精神健康等，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多次从国家层面提出要求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现象，《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更是提到“要保证每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
喜讯不仅从庄重热闹的电视画面以及眼花缭乱的报纸网络中传达出来，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山深处，振奋人心的新农村建设消息也成为了家乡人交口称赞的饭后谈资。然而，他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自己手上仍然只有一张泛黄的身份证和存款不足千元的银行卡。
他说，医保卡不能就地结算，打工数十年以来，从来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长期租住在低矮狭小的夹板房中，他甚至连潮遍网络的“蜗居”是什么都不知道。过几天就是他28岁生日，同村的同龄人中大都已经结婚生子，然而，他身后站着的就只有一个年过六旬的“傻子”父亲、一个已经结婚却从不让他踏进新房半步的同胞哥哥，以及十几年前就建好而今低矮破旧的一层平房。
今年春节，记者见到他时，单薄的身躯愈显沧桑，神态呆滞无力，常常感叹自己命运太差，谈到最近几年的感受以及今后的打算，他说这几年来算是白活了，仿佛自己像是一颗不被人关注也激不起任何波澜的小草一样，随风飘动而又四处飘零，“打工太苦太枯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真不想出去了”，那天深夜，坐在火炉旁边，雨夜稀稀落落，他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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