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像头野驴,不停地奔跑,我还没来得及多想,朋友发来的生日祝福,让我意识到我29岁了。我感觉到这是多么仓促,同时我心里也意识到在乡建路上行走将近4年了,可是我却感觉这4年比我29年漫长。一直以来内心都在思量,该给自己写点东西了。可惜从2008年停笔后,我已经很难提笔写东西,更何况心绪不宁,原以为给自己写点东西的念头又溜过去了,可内心有一种声音在提醒我,我必须给自己留点东西。于是把QQ签名改为“我选择死亡”,把昵称改为“复活或重生”,但愿没有吓到朋友,只是不想再放过这个生日没有文字记录。
晚上与朋友喝酒后,理理思绪,有了如下不算文字的文字。
乡建之缘
回顾4年之路,与我的29年不无联系。
有时在想,29年前假如我没有出生于彩云之南的乡村,我还有多大可能走在今天这条路上;有时在想,29年前假如我没有生活在那个贫苦的家,我还有多大可能走在这条路上;有时在想,假如没有朴实持家、严格教子的父母,我还有多大可能走在这条路上。仔细想,没有孩提时苦难的经历,就没有愿意吃苦的念头,也不会有强烈改变家庭的动力,也不会有从结构性看社会改造的机会。当然也不会有强烈的“我是乡村人”的身份认同,也就不会有近乎固执而又炽烈的乡土之情。
正是苦难、贫穷、不公、麻烦,造就了今天的我,也是祥和、朴实、善良、本分,造就了我。于是我有了双重主体性,而这个双重性随着求学离家的距离在加快耦合。如同乡村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一样,我的双重性耦合也混入了另一个系统的一些元素,我的三重性产生。于是我变得为难与犹豫,我开始算计我应该走向哪里,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迷失自己。岁月蹉跎,我的内心没有平稳过,三种思维在搅合着。
值得说的是高中及高三毕业,老天断了我快捷入流社会化的路。高四后,求安稳及不讨厌的元素,让我进入了华中农业大学。这个时候的我没有抱怨我的专业,相反我是最认真的,如同父母种地一样,四年后我要有好收成,这个时候的我还幻想着有一天我会是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2005年参加武汉新洲区的实践调研,让我的幻想回到现实。我又在想,要是我能用手中的笔来记录现实多好!可我的文字笨拙,幻想再次破灭。只有一种想法:好好学习,并有强烈的意愿到乡村去。
2006年赣南行乃至之后4次踏上红土地江西,我有了充足的劲,创建三农研讨QQ群,结交热心之士,共话三农。齐民学社的诞生及乡建中心的接触,我有了组织,有了依托力量,这个时候应该是我多年来三重性牵制消失的一段黄金时期。2007年5月,思考后,告知父母决定到乡建中心。2007年6月再次踏上红土地,去到兴国,算是学员提前实习。2007年7月做为乡建中心期农村发展人才计划的一名学员,正式开始了我的乡建路。
乡建之行
2007年7月,二十多名学员相聚于北京西郊的一个村子,开始下乡前的培训。我还记得当初大家围坐一起分享自己经历及为何来到乡建的路上,也是从那开始我们在乡建路上一起战斗。培训结束后,怀揣热情的我们都各奔东西,开始在各自项目点上参与着相同或不完全一样的工作,经历着同样的困惑或不一样的心情,但是我们有一根无形的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也许有人孤单甚至孤独,但是奔赴河北太行山的我,在开始的3个月只身一人也没有感觉孤单。饮食虽然不完全适应,也倒还好。去时是盛夏,看着光秃秃的石头山,我知道这儿缺水,对一个南方人来说这也许是个困难。当时我好像没有机会去多想,可见当时心里是很激动的。至于后来我回到南方感觉很潮湿,有点受不了,那是后话。
我当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认知仅仅是培训时老师讲解的那些,以及与河马、老黄、秀才等交流时得到的一些。开始主要是参与合作社的一些活动及会议,算是一个见证者及记录者,确实如当地合作社负责人后来对我说的,我当初什么都不说。
三个月后,彦杰的到来结束我只身一人的状况,我们有了一些对当地合作社工作的讨论及评论,我的认知也在增长。之后是中心理想式营销革命思想传播,我们开始了试验区托管农资联合购销的筹备工作,我当时也不清楚为何要选择在我呆的项目点试验,脑袋里有的就是配合负责试验的老黄、秀才,与当地合作社负责人一次次商量。
后来,我所在的试验区备受中心的关注,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也有新的战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都相信来年会是一个好年景。当然这个时候也不是说没有不和谐的事,比如联合农资服务部成立大会前我与南委理事长之间的争吵,以及庆祝会后各合作社之间为一些利益或名誉产生的意见风波,这些都为我们后来的试验埋下了困难甚至是失败的伏笔,只不过当时单纯的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没有足够重视。
具体来说,合作社的农业生产资料购销在当前成熟市场化体系下能前行多远,尤其是在耕地不多、需求不大的山区,我们是需要面对这个现实的。我们也深感到压力所在,当时也有零星的思考,但是好像停不下来。最后在内忧外患之下,硕果仅存的一个联合农资服务部也在出现欠款的情况下出现分离而停止。这个时候我们转向生态农业,开始小农场的试验及资金互助试验。到现在来看,这些算是丰富试验区的试验内容,也算是试验的系统推进,暂不表。
之后叟民召集了部门内多次工作交流与讨论,2009年年会基本形成全国合作事业指导中心框架性的梳理,虽然来得晚了些。叟民等人逐渐从乡村直接参与中退出来,开始从事更宏观的工作。2010年12月中国合作组织发展顶级论坛的如期召开、2010年集合中心多年培养的力量对“农民合作组织真假”的交流,无一不是在当前农民合作组织数量与日俱增而质量有待提升的背景下,对中国大陆农民合作组织走向的深切关注,同时也是中心近10年来推动农民组织化的再次探路及工作的革新。2011年启动的全国农民合作组织网络推广项目可以说既是对前面工作的梳理、归纳、融合,也是对未来工作方向的探索。
乡建之梦
至此,叟民的乡建路就走到了今天。回顾一路行来,叟民由单纯逐渐复杂,由幼稚逐渐有思考,由偏执逐渐中庸。叟民一路上没有忘记类似齐民的兄弟,没有忘记儿时的苦难,没有忘记“死也要死在合作社道路上”的狂言。这期间叟民时而兴奋,时而低落,时而犹豫。叟民用看待当前泥沙俱下的合作社一样来看待自己,叟民说:“无形如有形,有形如无形,人贵有自知之明”。
值此29岁生日之际,叟民依然会在路上且行且思,完整梳理4年对农民合作组织的认识,还有4年的记忆——同时背上行囊,开始下一站的前行。
2011年3月20日新青年绿色公社叟民29岁生日记
编者按:本文原属作者“立此存照”式的文章,为方便更多读者阅读,选入本刊时,编者作了删改,对本文风格和重点都有较大影响。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