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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于2009年认识日本青年小田同伯昭的，他长而有些杂乱的头发，将耳朵齐齐的遮住。我不时看见穿着一双醒目的绿色高帮鞋的他，使颈地踩着单车在校园里疾驰着。有时候，我也看见他一个人坐在宿舍外面的木头椅子上，拿着一罐啤酒自斟自饮着。我第一次和他说话是在一次聚餐后。那天南京同学请客，邀我和几个同胞一起去他宿舍吃火锅。此地不比中州，无多少食物供中国人消遣，只是几个华人坐在一处，便怀着“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海阔天空的胡吹神侃一番，不亦快哉。夜深人静后，酒足饭饱的我们，各自散去。我和黄君一起出门后，无意间仰头看见在楼梯上坐着一个年轻人，他一手拿罐啤酒，一手拿着未抽完的香烟，在夜色里，烟头上红色的火光一闪一灭着。他和站在下方的我们对视，突然说了句“你好”。我和黄君也回复着“你好”，我问他老家是哪里，他说他不是中国人，从日本来。他中文流利纯正的程度让我们大为惊讶。他拧着啤酒罐，叼着半截烟头，笑着下楼来和我们交谈。他自言来自东京，曾在天津学习生活过半年，也到西藏去旅游过，现在正在此间读本科。他还对我们模仿着天津腔，让人忍俊不禁。后来我们聊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倒是对当小黄听说这个能说地道汉语的年轻人来自日本时，大张着嘴巴时的情景尚记忆犹新。
　　
　　以后，我不时在学校遇见他，也和他一起吃过午饭。有次我和他在室外吃完午饭后，他惬意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香，他说是云南的香烟，问我抽不抽。我没有抽烟的习惯，便婉拒了，他便自己点燃一支，极悠然地吞云吐雾起来，他用汉语，仿佛是自言自语，也仿佛是对我说着，“真好抽啊！”那一次，我和他聊了很多关于中日文化，中日关系之间的事情。很惭愧的是, 所聊的具体内容，我又忘记过半。只是记得，当我们谈到中国经济GDP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他若有所思地说道：“其实GDP的增长，和民众的幸福没有必然的关联，老百姓需要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我们日本也有过GDP高度增长的时代，可是这个时代早过去了，我们现在很在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中国人在如今这个时代，不仅是为GDP的增长而兴奋，还要努力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从那以后，除了在学校里偶然晤见他，我们鲜有机会坐下来倾谈。上学期5月份放假到开学后，我便没有看见过他，我还以为他转学了或者回日本了呢。前天晚上，当我去图书馆的路上，看见夜色里，隐约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转过头来，对我微笑挥手。我走近前，发现是伯昭。他的头发仍然长到遮住双耳，他盘腿坐在一个花坛边，手里兀自捏着半根正燃的香烟，肩膀上端正的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书包。我们彼此相见，不啻老友重逢之感，便坐在一起聊起天来。他用英文告诉我，他上研究生了，现在的专业是human relation（人际关系）。他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上课很累，也很有意思。最有趣的是，我们美国教授这个学期每周五下午，组织全体研究生一起学孔夫子的《论语》。他略有些惊讶，却笑着对我，我们日本人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学过《论语》，孔子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我说你念人际关系学，也许可以参考些《论语》里孔子关于人群和睦的论述，他说绝对可以的。他说，他的一些中国朋友告诉他，成田机场的日本工作人员非常有礼貌，他告诉他们，他们日本人都是向古代的中国人学习的，他郑重地道，“我们日本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是绝对尊重和维护的”。我分了一半从餐厅买的美式的“鸡蛋饼”给他，他客气地说：“我吃一半，你就无法吃饱了。”我说，儒家学说教导人要民胞物与，推己及人嘛。他听了，欣然地拿了半个饼去吃。吃完后，他说：“我突然记起一件事情，我在天津的时候，我的中国朋友也给我东西吃，吃完后，他却将装食品的盒子……”言为讫，他手一松，装“鸡蛋饼”的塑料盒子便摔在地上。他说：“我很感谢他对我好，可是我觉得他对我好的时候，也应该对这个社会好。对个人好和对社会好，应该是不矛盾的。”
　　
　　说着说着，伯昭手里的烟抽完了，他又掏出了一根，叼在了嘴里。同时，他却站了起来，然后很日本式的蹲在花坛边，继续抽烟。我喜欢和他开诚布公地聊天，我们将话题延伸到了中日关系上。他说：“日本当时发动战争一定是不对的，我是反对任何战争的。日本当时进行战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国际环境的影响。那个时候，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都在对外扩张和殖民，当时的日本政府有很重的危机感，他们很怕被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潮流所吞没。我很能理解中国的反日活动，我在网络上、电视上都看到了一些中国人喊抗议日本的口号，焚烧日本国旗，但是参拜靖国神社，也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认为，这个人身前是好人，死后他也是好人，受到历史的敬仰，若这个人身前是坏人，死后他也一直只能以坏人的身份为历史所唾骂。可我们日本人认为，无论这个人身前是好人还是坏人，死后，他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参拜。其实参拜靖国神社的文化，就如日本尊敬天皇的传统一样，都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很多即便是反战的日本人，他们也会去靖国神社向战死的亡灵的牌位参拜。”
　　
　　我说，其实当年对日抗战的时候，主要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担负着与日军的大规模作战的任务，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了表彰他们的忠勇事迹，在全国各地都修建了很多忠烈祠堂，来祭奠英灵。可惜1949年后，由于政治原因，这些忠烈祠堂和国军士兵的陵墓，都遭到了破坏。我觉得，与其对日本人参拜靖国神圣愤愤不平，倒不如多修建一些忠烈祠堂，让中国人能世代记得这些为民族捐躯的英雄。而且，据我所知，日本右翼思想在今天的日本社会，绝非主流，右翼的教科书的使用率，在日本也极低（因为日本教科书的使用，不由政府决定，而是由学校自行决定）。战后的日本人与战前的日本人，在思维方式，言谈举止上，不可谓不大，尤其是美国已将日本的军国主义的政治架构和宪法彻底改造，可以说，日本重返二战时的道路的几率，非常渺茫。如果中国人充分了解日本的政治生态和文化传统，可能会更豁达地去看待中日间一些敏感的问题。伯昭接着说：“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其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的核心，不一定是要去讨厌和憎恨别的国家，而是要爱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社会去承担责任。我们中日间如果能互相帮助，互相支援，该多好。”
　　
　　我知道，伯昭现在交了一个中国女朋友，才上大一。伯昭说：“她太不爱学习了，她现在除了上专业课外，还和我当年一样，上了一门英语课，可是她有时候玩得太多，作业都不做，居然有几次，从我的电脑上偷我以前的英语作业，将名字改了后去交，据说这在美国学校被发现，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而且我现在和你说的话，完全没法和她交流，我曾告诉她，Liu小三皮被抓进了监狱，她却说，被送进大牢的人，一定是坏人啊，我当时听了简直无语了。我在中国，曾遇见过些中国女孩子，她们非要找有车有房的人结婚，这点让我这个日本人很不理解。在我们日本，年轻人结婚，便意味着新生活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往往是以清贫开始的，但是两个人要一起努力，让生活慢慢变好，比如说，结婚十年后，他们可以一点一滴的积累财富，最终买上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车子，这才是婚姻的意义。”我笑着说，你怎么不找日本人做女朋友，他说，我们日本人在这个学校的总数，才不到十个人，这学期新来的日本女孩子，我在facebook上查过她们的照片了，简直就是恐龙，没法和她们约会（他心里一定在骂”八格牙鲁“了）。我说，今天有个以前在语言系教日语的胖胖的日本女孩子，还和我说了会话，他说：“我认识她，不要理她，她也是恐龙。”昔日，伊藤博文尝做诗：“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今日伯昭君非美人不约，也不失其风雅也。
　　
　　不知不觉中，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俩都意犹未尽，可是想起没完没了的作业，却只能将更多的话题憋在了肚子里，无可奈何地去念书了。（真是无趣，我的文章结尾处，不晓得有多少次是以“进图书馆”作为尾声了）。伯昭站了起来，掸了掸烟灰，我也站了起来，抖了抖揉成一团的衬衣，“中日文化”切磋也暂时告一段落，我们都期待着下一次更深度的交流。时月明星稀，秋意袭人。希望伯昭君学业大进，以实现他的理想（伯昭留意到OU和他日本的母校尚不是姐妹学校，他想学成回国后，能为两校成功地建立合作关系而贡献他的心力）。最后，借花献佛，颂王摩诘（维）赠晁衡（阿倍仲麻吕）诗一首以纪念这次微小的思想互动：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