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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到静的时候，是2000年9月的一个傍晚，放了学，我走在元宝山的路上，一辆摩托车对面开过来停在我跟前，车上坐着静和她的父亲。静的父亲向我问路，静坐在后面——白皙，黑衣，细细的眉，脏的白球鞋，不说话，笑盈盈地看着我，看起来很舒服的一个女孩子，让我生出几分好感。很巧，她也是过来报名学画的。
　　
　　于是，这个后来经常跟我说“在这里，你是我第一个认识的人”的女孩就跟我成了朋友，并搬来了我的宿舍。
　　
　　静是个地道的武汉女孩，笑盈盈但是又很凌厉，说话语气助词很多，音调抑扬顿挫，情绪很容易激动和波动，牢骚也很多。而我一贯淡然，在她多变的情绪面前总是波澜不惊。就这样，两个差别很大又没太多共同话题的人也相处下来了。
　　
　　为什么学画画？对我来说是兴趣，而对静来说，是一种无谓的选择，就像班上大部分同学一样，所以静对画画不甚上心，对读书也不甚上心，成绩中等偏下，但有时候也奋发一下，毕竟高考在前。
　　
　　静告诉我她的母亲是她的后妈，亲妈在她年幼的时候因精神病走失了。虽然是后妈，但是对静不错，静也很爱她。不久我就见到她的母亲，一个不爱说话的家庭主妇，从汉口来武昌只为给静送一顿饭，有煲好的鸡汤。她坐在一旁默默等静吃完之后再吃静剩下来的。让我吃惊的是，她说她母亲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汉口人，居然这是第二次来武昌，第一次是童年时。而且这次来，一转过街角，就迷路了。我猜测她母亲应该从来没有工作过，其没见过世面的程度不亚于一个农妇。
　　
　　后来跟着静去了几次她在汉口的家，喧嚣的汉正街转几个街口就到的老社区，民意大厦，电梯里居然有个专职收费的胖女人，搬了张大椅子坐在里面，甚至在里面吃饭、瞌睡，让我惊讶极了。
　　
　　她家在18楼，过道昏暗，铁闸门拉起来哗哗作响，老房子有些阴森森的味道。她母亲永远搬个小板凳在过道坐起和邻居们聊天。她们穿着过时的衣服，在惨淡的光线下看起来有点臃肿，有些失神，外面是时尚的街，而这里只看到时光的凝固和失色。
　　
　　但是她母亲做得一手好菜，吃饭的时候，她们并不怎么说话，像我遇到的很多家庭一样，家人之间并不怎么交流。
　　
　　静的父亲是一个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武汉男人，但脸上写满了疲倦。他对静的成绩很担心，但是除了读书，好像也没有它途改变命运了。
　　
　　然而静的高考失败好像在意料之中。
　　
　　面对这次失败，静选择了离家出走。那时我已经回家，静的父母到武穴来找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静闹完出走之后，回来只能乖乖选择复读，好在当年复读的同学众多。
　　
　　次年她的高考仍然不理想，又是闹出走，这次她要来重庆找我，但到了火车站，发现钱不够买火车票，于是折回，出走的事就作罢。
　　
　　折腾着，最后她还是去上了大学——湖北工学院，学室内设计。
　　
　　再之后的几年，由于隔得越来越远，联系就慢慢少了。
　　
　　2009年我回武汉，给静的家里打电话，她很是激动。第二天就去她家里拜访了一下，还是老地方，电梯里的收费女人居然还在，她母亲仍然坐在昏暗的走道与邻居聊天，时光真的在那里停滞了。静烫了一个和她母亲一样的头发，有点生硬的方便面卷发，面相也越来越像她的母亲了。我有点吃惊。
　　
　　她依然像以前一样大倒苦水：在学校没学到东西，毕业后工作不好找，室内设计的市场很不好，工资低，想改行，已经很久没出去工作了，生病……
　　
　　不过有一个还算好的消息：她要结婚了。
　　
　　静带我去见她的未婚夫——一个在汉正街上租了个十多平方铺面卖地板的小伙子，据说是她的邻居。见了面，也是一个牢骚很多的人，慨叹生存艰难，世道黑暗。他说他最大的理想是当个中学历史老师，但是学历太低（高中学历），实现不了，大有怀才不遇之怨。但是他喜欢的“历史”，我感觉以“戏说”为多，引车卖浆之流茶余饭后侃侃还行；教书，估计是不够用。
　　
　　静很快就结婚了，但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做了房奴，久久不能怀孕，没工作，与丈夫的财务危机……陷入生活的泥沼中。
　　
　　读书并没有改变命运。她掉进了她母亲的人生中。
　　
　　我知道她承受的痛苦。很多困难，如不是亲历，你就不知道其中的难解。我不晓得能给她什么好的法子，建议的大多法子，她都用过了。有时候，我真想建议她信个佛什么的，以改过行善来求多福。
　　
　　前段时间，她跟我说，让我以后帮帮她，将来带带她，帮扶她找个工作什么的。我答应了，并劝她最好现在就出来工作，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但是她说公婆的压力很大，一直在求医问药，一定要先怀孕生子之后再能出来工作。
　　
　　她已经耗了三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如愿。